再论重译

史贲
 
 
　　看到穆木天先生的《论重译及其他》下篇的末尾，……

　　看到穆木天先生的《论重译及其他》下篇②的末尾，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。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，不同之点，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。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，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，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。

　　木先生要译者“自知”，用自己的长处，译成“一劳永逸”的书。要不然，还是不动手的好。这就是说，与其来种荆棘，不如留下一片白地，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，但是，“ 一劳永逸”的符号，有是有的，而“一劳永逸”的事却极少，就文字而论，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“一劳永逸”的符号。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地保留，既有空地，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。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。或者培植，或者删除，使翻译界略免予芜杂。这就是批评。

　　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，尤其是重译。对于创作，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，一到翻译，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， 近来就极其少见；对于重译的更其少。但在工作上，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，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，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。如木天先生所说，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，这在译者有极为便利的，因为甲译本可凝时，能够参看乙译本。直接译就不然了，一有不懂的地方，便无法可想，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，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。重译的书之多，这也许是一种原因，说偷懒也行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。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，批评就更为难了，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。如陈源译的《父与子》③，鲁迅译的《毁灭》④，就都属于这一类的。

　　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，批评的工作要着重。倘只是立论极严，想使译者自己慎重，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，要好的慎重了，乱译者却还是乱译，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。

　　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。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，见了德译本之后，连他自己所译的《塔什干》，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⑤。其实是不然的。德译本虽然厚，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，后面的大半，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《铁流》⑥。所为我们所有的汉译《塔什干》，也并不是节本。

　　七月三日


　　【注释】

　　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。

　　②穆木天的《论重译及其它（下）》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，其中说：“我们作翻译时，须有权变的办法，但是，一劳永逸的办法，也是不能忽视的。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，甚至要求间接翻译，但是，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。而对作品之了解，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。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。能‘一劳永逸’时，最好是想‘一劳永逸’的办法。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。”又说：“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，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些意见。看见史贲先生的《论重译》，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，以释其误会。”

　　③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《父与子》，是根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，一九三〇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　　④鲁迅译的《毁灭》，根据日文译本，并参看德、英文译本。

　　⑤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发表的《论重译及其他（上）》一文中说：“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《塔什干》的，可是去年看见该书的德译本，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。”《塔什干》，原名《丰饶的城塔什干》，穆木天的译本一九三〇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。

　　⑥绥拉菲摩维支（А.С.Серафимович，1863—1949）：通译为绥拉菲摩维奇，苏联作家。《铁流》是他所著的长篇小说。